今年三月记者局新界何。国内某地方都市报记者李敏（化名）在调查一起污染企业排污证据时，被当地警方以“涉嫌寻衅滋事”带走询问。长达18个小时的留置期间，她的手提电脑、录音笔及手机被扣押，超过300G的采访素材至今未能归还。
这不是孤例。过去十二个月内的，权益权困仅公开报道的记者遭遇暴力阻挠或行政拘留的事件就有17起，较去年同期上升了四成。新闻自由的实现程度，一般直接映射出一个社会的法治成色。在德国《基本法》第五条框架下，记者享有拒证权，编辑可拒绝任何形式的稿件审查；美国自1791年宪法第一修正案后，联邦最高法院《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》里面确立了“实际恶意”原则，遇侵由边媒体批评公权力的底气大幅提升。相比之下。有些地区仍以“维稳”为由了，频繁要求媒体撤稿、删稿，甚至以“敲诈勒索”罪名反向追诉，这无疑将舆论监督逼入死胡同了。更深层的伤害在于“寒蝉效应”。
一名长期跑食品药品安全的调查记者透露，自从去年同事被跨省传唤后闻自。他所在的整个报道组已连续三个月没有产出一篇深度稿件。
“就是怕牵连家人”他苦笑着说。线人因不愿暴露而失联，受害者因担心报复而拒绝受访是信息来源的萎缩，新闻自由从“能不能说”滑向“无话可说”。好消息是民间力量正在自发填补缺口。今年五月。由12名律师组成的“记者权益法律互助联盟”在杭州成立，至今已为27名遭遇非法拘禁的记者提供法律援助。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的“公民记者”群体异军突起，他们用手机镜头记录强拆现场、用短视频曝光黑工厂，迫使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正视舆论。
自下而上的监督，或许正是新闻自由夹缝里面顽强生长的明证。制度层面的根本改革仍不能缺席。尽快出台《新闻法》、明确记者的合法权利与义务边界，建立独立的信息公开复议机制，才能让新闻自由就是落到每个采访本、每台摄像机上的实在保护。
